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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家庭出身调查研究:寒门难出贵子?

中国大学生家庭出身调查研究:寒门难出贵子?


来源:学习力教育智库  作者:佚名

学籍卡中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了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大提议将现存档案数字化。当时正在北大做客座教授的李中清,对建立数据库很熟悉,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需要电子化的档案包括大量的学籍卡信息,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跟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分管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商议,能否把这些学籍卡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于能得出什么结果,李中清不敢保证。

从1983年起,他就开始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并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大的一个顾虑是,学籍卡信息涉及到大量学生隐私,如何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对学校的形象造成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大多有批评,“寒门再难出贵子说”广泛流传。根据当时影响甚广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后来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假说。据她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学籍卡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学籍卡的信息包括学生的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北大校方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在不直接接触数据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进行研究。

北大先将1952至1999年间64500多位北大学生的学籍卡数据,手动录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一律隐藏了学生的姓名和照片。李中清团队将统计软件在储有数据库的电脑上运行,不能提取原始档案。

李中清说,他们一共被允许进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一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的革命”。

向中下层“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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