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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探访中国“高考工厂”:学生称试卷能绕地球

美媒探访中国“高考工厂”:学生称试卷能绕地球


来源:中国中小学教育网  作者:佚名

 晚上快11点时,结束了一天的学习的学生走出毛坦厂中学。 晚上快11点时,结束了一天的学习的学生走出毛坦厂中学。

  参考消息网1月10日报道 外媒称,毛坦厂是一座僻静的小镇,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它的主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男人在机动三轮车上打瞌睡,两个老妇扛着锄头朝城外的稻田缓缓走去。那是2014年春天一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44分。在鱼塘旁,一排出售食品、茶叶和书籍的商店无人光顾,就连镇里的神树下也没人许愿;在宽大的树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烬上闷烧着。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5日报道,一分钟后,就在11点45分,寂静被打破了。上万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厂中学高耸的大门。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同款的黑白两色风衣,上面印着英文口号“I believe it, I can do it”。现在是午餐时间,而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学习,为俗称“高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做准备。高考每年6月举行,为期两到三天(取决于不同的省份),相当严酷,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杨维(音)是这所公立学校的高三学生,父亲是桃农。他穿着系了一半鞋带的高帮运动鞋,带领笔者(本文作者Brook Larmer)穿过人群。三年来,杨维每天早上冲去上6点20开始的第一节课,晚上10点50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也不例外。周日上午的模拟考试结束后,杨维和笔者在这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碰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而且仅有三个小时。现在离高考只有69天了——镇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杨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冲刺阶段。“如果把我过去三年做过的所有模拟试卷连在一起,都可以绕地球一周了。”他苦笑着对笔者说。

  报道称,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如今,每年有超过900万名高考考生(参加美国SAT[学术能力评估]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合计不到350万)。但是,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即使是在笔者的几个儿子在北京上的一所比较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文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告诉笔者,“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时刻”联系了起来,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秘,高考却在本国遭到了抨击。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两年前,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中央政府正在推动改革,以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让课程设置不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仅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减压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危及他们的前途。“中国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冈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谁怕那条大恶龙》的作者赵勇说:“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报道称,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清华附中副校长江学勤说:“而且农村学生越来越落后。”

  报道称,和高考是为了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引入一种英才教育的衡量方式,为出身卑微的学生创造一种向上流动的通道。然而,农村地区的学生依然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在杨维的父亲担任村支书的跃进村,教学设施简陋,缺乏训练有素的老师。富裕的城市家庭则能请家教、支付昂贵的补课费,或是通过行贿入读市里最好的学校。高等院校的配额制度也明显倒向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农村学生分到的招生名额,比城里学生要少得多。

  报道称,在毛坦厂的校园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一个班主任,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就能获得500美元的奖金。杨维告诉笔者:“他们挣钱很多,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个小时监督100到170名学生——所以学校规定,这个岗位只招年轻的单身男性。班主任岗位竞争很激烈,教员室的墙上张贴着图表,按照每周考试的总成绩给每个班级排名次。到了年底,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学生们告诉笔者,除了用尺子敲打指节之外,一些老师还让学生在模拟考试的“死亡比赛”中较量——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有次罚站的情形让众人议论纷纷:一个后进学生的母亲,被迫在儿子的教室外站了一个星期。对于复读的学生,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

  报道称,为了提高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机会,来到毛坦厂居住的近万名家长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很多母亲像林佳敏这样,缺乏正规的教育。然而最热心地执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也正是她们,比如禁止毛坦厂居民在学生们睡觉的时间看电视、洗衣服或碗碟。几年前镇上曾经开了一所网吧。由于可能会分散学生们的精力,母亲们帮助学校进行了抵制,最终迫使网吧关门。杨维的成绩下滑时,妈妈没收了他的手机,还让他一直学习到深夜,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带有蝴蝶和鱼图案的十字绣拖鞋。白天,林佳敏会卡着时间做饭,好让开饭刚好赶上课间,这样儿子狼吞虎咽时就不会浪费一点点的学习时间。“我们得把事情做全了。”林佳敏说:“不然就总是会怪自己。”

  高考成绩公布后,笔者给杨维打了电话。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笔者一直担心他会在考试中失利——那么笔者的出现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可是,杨维听起来挺兴奋。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的模拟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尽管他的得分还没有高到能够进入上海的一类大学的程度——那是他曾经的梦想——但是却能让他进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类大学。虽然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目前还说不准,不过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厂以外的世界,当然还有他狭隘的学校教育之外的天地。“我在那里学的是理科,但其实我喜欢艺术、音乐、写作,这些更有创意的东西。”他告诉笔者:“我想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除了参加高考,对别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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