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何很难向老师讨公道

家长为何很难向老师讨公道


来源: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作者:单士兵

  上周,在成都,一名10岁男童因做不到老师要求的写千字检讨,选择跳楼了。没想到,现在又发生一起更为极端的教育悲剧。前两天,在广州,一位母亲因与老师争吵,竟然携儿女在学校跳楼。9岁儿子已经身亡,母亲和12岁的女儿还在抢救中,也是命悬一线。

  如此惨象,让人不堪忍受。不过,这里得先说一下,这位母亲的做法是严重不理性不正当的。就算是遭遇天大的不公,也不应拉上未成年的孩子们共同赴死。鲁迅说过,“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也就是说,应该让孩子得到独立与解放,特别是不能把孩子生命也据为己有。问题是,封建家长制在很多人内心生成了难以祛除的毒素,过度“父爱主义”、“母爱主义”的捆绑,让太多中国孩子在腐朽的伦理关系中艰于视听,甚至被活活勒死。

  当然,面对广州这起家破人亡的悲剧,我也不想过多指摘这位母亲的不是了。她可怜可悲,但更值得同情。她之所以会遭遇如此不幸,说到底,也还是因为,在今天,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在老师面前,往往都会处于权利难以保障、尊严难以维护的境地。当家长向老师讨公道找不到出口,出现过激行为,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学生与家长为什么很难向老师讨公道呢?

  原因就是,教师这个群体,长期掉进“应试教育”泥潭,简单、粗暴、机械的教育教育模式,不仅在培养一株株“病梅”,同时,也让一些教师本身出现在一定程度的人格扭曲,让这个群体很难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当教师缺乏公民精神,缺乏权利意识,向这个群体讨公道,自然也就会遭遇死胡同了。

  事实上,这些年,关于中国教师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报道,铺天盖地。问题是,这个群体的心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疗治。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作为一名批评者,我深深感到今天有很多教师内心都过度脆弱敏感,言行过于刻薄粗暴,他们似乎成了这个世界最批评不得的一类人,只听得见好话,受不了半点批评。

  教师人格不健全,心理不健康,本身就是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听话的教育”,也不只是学生要听老师话,教师同时更要听教育权力的话。在这种“听话思维”模式下,教师长期屈从于教育权力之中,不敢说不;同时,教师在家长或学生面前,也往往端着“教育者的身份”,觉得自己永远站在对的一方面。这样一来,当学生在学校出现问题需要老师解决,或者与老师直接发生矛盾,真正掌握话语权的,往往只会是教师。更何况,很多学生和家长面对教育种种不合理的行为,往往也不敢怒不敢言,要向教师讨公道,当然就格外困难了。

  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恰恰就是精神相对固化的人群。上级教育权力没有给他们提供理性的对话空间,他们与学生之间更没有建立起平等的交流方式。当孩子在学校遇上问题,出现利益矛盾纠葛,很容易就会采取个人主观判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选择与家长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对话博弈。广州这起母亲带孩子跳楼事件,也就是因为孩子在校眼睛遭受伤害,在责任与赔偿上无法形成共识,家长与老师发生争吵,最后才酿成悲剧。

  校园悲剧频发,本身就是对教师公民精神与公共人格的一种测试。尊师重教,并不是要将教师架到道德神坛上。一个对师德进行过度开发的社会,不利于教师成长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一种只知道以简单粗暴方式来进行教育的模式,注定会把很多教育矛盾的解决推到法律框架之外。家人很难向老师讨公道,这是一种悲哀。不要简单把教师树立成道德之楷模,人伦之先锋了,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应该把教师视为在精神上、人格上与法律上与其他公民可以平等对话的人,而不是唯师是从。只有这样,中国家长和教师之间,关系才不会特别微妙,在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才能够选择更加理性的博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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